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一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

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

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

复何言哉!

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来信说:“近来学者治学都重视外在知识追求,往往忽视了本心的存养,虽然广博但不得要领。所以,先生特别提倡‘诚意’一说,针砭时弊,使那些病入膏肓的人有所醒悟,真是大有裨益呀!”你洞察时弊如此透彻,又准备如何去拯治呢?我的思想观点,你已一语道破,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还有什么好说!至于“诚意”的学说,本来就是圣人教育人如何用功的第一要义,不过近来学者把它当成了第二位,所以我才把它的重要性单独提出来,并不是我本人的特别提倡。



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二

〔王守仁〕 〔明〕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傅,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

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突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

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三

〔王守仁〕 〔明〕

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

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

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

又云“功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

“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

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

“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

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

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

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四

〔王守仁〕 〔明〕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

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

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

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

理岂外于吾心邪?

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

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

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

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

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

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

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

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传习录·卷上·门人薛侃录·三十五

〔王守仁〕 〔明〕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

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

‘明明德’只是个‘诚意’。

‘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

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

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

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原。

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

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

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

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

《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

工夫总是一般。

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传习录·卷上·门人薛侃录·三十四

〔王守仁〕 〔明〕

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如何?

”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

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

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放郑声,远佞人’。

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

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工夫,方始做得,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

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

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又问个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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