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上·门人薛侃录·三十四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

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

‘明明德’只是个‘诚意’。

‘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

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

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

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原。

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

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

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

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

《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

工夫总是一般。

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

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

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

复何言哉！

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傅，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

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突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

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

此意如何？

” 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

却是不完全的物件！

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

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

却是圣人之教为虚设矣。

” 子莘请问。

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

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

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

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

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

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

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

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之‘教’同。

‘修道’字与‘修道以仁’同。

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

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

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

”

萧惠问死、生之道。

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

” 问昼、夜之道。

曰：“知昼则知夜。

” 曰：“昼亦有所不知乎？

” 先生曰：“汝能知昼？

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

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

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更有甚么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