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上·门人薛侃录·三十五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

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

‘明明德’只是个‘诚意’。

‘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

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

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

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原。

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

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

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

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

《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

工夫总是一般。

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蔡希渊问:“朱熹《大学》新本,先有‘格物致知’,然后才是‘诚意’的功夫,似乎与《大学》首章的次序不合。如果遵从先生旧本的说法,‘诚意’反而在‘格物致知’之前,对此我还有点不明白。”先生说:“《大学》中的功夫就是‘明明德’。‘明明德’就是‘诚意’。‘诚意’的功夫就是‘格物’‘致知’。如果以‘诚意’为根本,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这功夫才有着落。亦即‘行善去恶’是‘诚意’的功夫。如果像新本中说的那样,先究事物道理,那么功夫就会茫茫荡荡无边际,所以必须添加一个‘敬’字,才能把功夫引导到‘心’上来,然而这终究缺乏根基。假如真添加一个‘敬’字,为何孔子和他的门生把一个关键字给遗漏了,要等到千年以后的后人来补呢?这正说明以‘诚意’为根本,并不需要添加‘敬’字。之所以举这个‘诚意’来说明,正是因为这是学问的主宰处。在这一点上不明白,就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大抵上说来,《中庸》中讲的功夫就是‘诚身’,‘诚身’极处就是至诚;《大学》中讲的功夫就是‘诚意’,‘诚意’的极处就是‘至善’。它们所讲的功夫都是相通的。现在如果在这里加上个‘敬’字,那里添个‘诚’字,未免就显得画蛇添足了。”


注释

旧本,指十三经之《礼记》之大学篇。



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一

〔王守仁〕 〔明〕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

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

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

复何言哉!

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二

〔王守仁〕 〔明〕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傅,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

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突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

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三

〔王守仁〕 〔明〕

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

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

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

又云“功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

“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

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

“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

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

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

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传习录·卷上·门人薛侃录·三十四

〔王守仁〕 〔明〕

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如何?

”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

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

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放郑声,远佞人’。

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

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工夫,方始做得,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

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

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又问个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传习录·卷上·门人薛侃录·三十三

〔王守仁〕 〔明〕

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

此意如何?

” 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

却是不完全的物件!

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

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

却是圣人之教为虚设矣。

” 子莘请问。

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

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

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

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

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

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

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

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之‘教’同。

‘修道’字与‘修道以仁’同。

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

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

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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