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二

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

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

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

又云“功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

“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

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

“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

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

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

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

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

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

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

理岂外于吾心邪？

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

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

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

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

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

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

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

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

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

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

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

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

夫“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

“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

“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

吾子骤闻此言，必又以为大骇矣。

然其间实无可疑者，一为吾子言之。

夫心之体，性也。

性之原，天也。

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

《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

”此惟圣人而后能然。

故曰：此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

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

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然后可以进而言尽。

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

“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

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

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

至于“夭寿不二”，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

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己一心于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

今使之“夭寿不二”，是犹以夭寿二其心者也。

犹以夭寿二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

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

今且使之不以夭寿二其为善之心。

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

“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己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

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

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

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今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

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 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

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

吾子所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者，无乃亦是过欤？

此学问最紧要处，于此而差，将无往而不差矣。

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己者也。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

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

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

复何言哉！

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

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

‘明明德’只是个‘诚意’。

‘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

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

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

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原。

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

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

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

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

《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

工夫总是一般。

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