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十五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

仁义礼智,果性乎?

喜怒哀乐,果情乎?

私欲客气果一物乎?

二物乎?

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

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

愚者窍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

然乎?

否乎?

” 性一而已。

仁、义、礼、知,性之性也。

聪、明、睿、知,性之质也。

喜、怒、哀、乐,性之情也。

私欲、客气,性之蔽也。

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

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

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

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

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

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

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

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

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

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歧,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

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

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

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

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

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

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

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信中说:“聪、明、睿、智果真是人天生的资质吗?仁、义、礼、智果真是人的本性吗?喜、怒、哀、乐果真是人固有的性情吗?私欲与外气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古代的英才如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人,德业昭彰,皆是备良知致中和的人,却不能说他们是知道圣道的人,这是为何?假如说他们的资质天生就好,那么生知安行的人难道还不如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吗?我私下里认为,说他们对道的认识有点偏颇可以,如果说他们全然不闻道,那么恐怕会导致后世儒生因推崇记诵训诂,对他们产生错误的看法。我这样说对吗?”性只有一个。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性;聪、明、睿、智,是人性的禀赋;喜、怒、哀、乐,是人性的情感;私欲与外气,是人性的昏蔽。本质有清浊之分,所以感情有过与不及,而昏蔽有深有浅。私欲与外气,是一种病生发的两种痛苦,不是两个事儿。张良、黄宪、诸葛亮、韩琦、范仲淹等人,都是天生资质好,自然与道的许多地方都巧妙暗合,虽然不能说因此说他们是知圣学,也不能说他们是闻道,可是他们的学问才智离圣道已经不远了。假如他们知学闻道,不都成了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了吗?至于文中子王通,则又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他的书虽然很多都是他的徒弟写出来的,其中也有很多错误,但是他的学问的大致轮廓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时代久远,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不能凭空臆断他的学问与圣道相差多远。良知就是圣道,良知自在人心,不单单是圣贤,寻常人也莫不如此。如果没有物欲的牵累蒙蔽,只要遵循着良知并将其发扬光大、流传开来,则没有不是道的。只不过是常人的良知总被物欲牵累蒙蔽,不能自然循着良知行事罢了。像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天生资质清纯明亮,也很少被物欲牵累蒙蔽,所以他们的良知发扬流传的就非常多,自然就离圣道不远。学者学的也就是循着良知行事而已。说知学,只是要明白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他们几个人虽然不知道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有的还泛滥于歧途,受到别的东西影响或迷惑,因此或离道或合道而不精纯。如果得道,就是圣人了。后世儒生曾经以为他们几个尚且凭借天资成就事业,不免会“行不著”“习不察”,这些都不是过分的评价。但是后世儒生所谓的“著察”,是因为拘泥于狭隘的见闻,昏蔽于旧时习惯的错误,从而模拟仿照圣人的影响和事迹,并非圣学中所说的“著察”。这样怎么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呢?所谓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知行”二字也是从用功上来说的。至于知行的本体,其实就是良知良能,即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可以说是生知安行。对“知行”二字更应该精心体察。


注释

《中庸》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注曰:“聪明睿智,生之知质。”张良(字子房)、董仲舒、黄宪(字叔度)、诸葛亮(字孔明)、王通(号文中子)、韩琦、范仲淹。违道不远,出自《中庸》第十三章:“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尽心下》第七章:“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十六

〔王守仁〕 〔明〕

来书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寻仲尼、颜子乐处。

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

否乎?

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

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

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恶得乐?

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

”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

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

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

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

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十七

〔王守仁〕 〔明〕

来书云:“《大学》以‘心有好乐、忿鉣、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

所谓有者,《传习录》中以病疟譬之,极精切矣。

若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耶?

且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事或未感时,谓之有则未形也,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何以致吾知乎?

学务无情,累虽轻,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

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

“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

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

病疟之喻,既已见其精切,则此节所问可以释然。

病疟之人,疟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亦安可以其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

若必待疟发而服药调理,则既晚矣。

致知之功,无间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邪?

大抵原静所疑,前后虽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祟。

此根一去,则前后所疑,自将冰消雾释,有不待于问辨者矣。

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钱德洪跋

〔王守仁〕 〔明〕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

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之逐节分疏。

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

佛家有‘扑人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

”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

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十四

〔王守仁〕 〔明〕

来书云:“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

如何谓明得尽?

如何而能便浑化?

” 良知本来自明。

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

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些少渣滓,如汤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

此本不甚难晓,原静所以致疑于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

向曾面论明善之义,“明则诚矣”,非若后儒所谓明善之浅也。

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十三

〔王守仁〕 〔明〕

来书云:“佛氏又有‘常提念头’之说,其犹孟子所谓‘必有事’,夫子所谓‘致良知’之说乎?

其即‘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

于此念头提在之时,而事至物来,应之必有其道。

但恐此念头提起时少,放下时多,则功夫间断耳。

且念头放失,多因私欲客气之动而始,忽然惊醒而后提,其放而未提之间,心之昏杂多不自觉。

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

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

抑于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

虽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惧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

若加戒惧克治之功焉,又为‘思善’之事,而于‘本来面目’又未达一间也。

如之何则可?

” 戒惧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岂有两事邪?

此节所问,前一段已自说得分晓,末后却是自生迷惑,说得支离,及有“本来面目未达一间”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病,去此病,自无此疑矣。

类型

朝代

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