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钱德洪跋

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

’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

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

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

如何？

”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

”良知之外，别无知矣。

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

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

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

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

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

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

若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

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

崇一于此等语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语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

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

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

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

’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

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 “思曰睿，睿作圣。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思其可少乎？

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

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

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

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

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

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

’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

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

如何却为两事？

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

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

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

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

如之何则可？

”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

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

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

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

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

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

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

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

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

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

《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

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

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

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来书云：“《大学》以‘心有好乐、忿鉣、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

所谓有者，《传习录》中以病疟譬之，极精切矣。

若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耶？

且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事或未感时，谓之有则未形也，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何以致吾知乎？

学务无情，累虽轻，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

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

“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

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

病疟之喻，既已见其精切，则此节所问可以释然。

病疟之人，疟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亦安可以其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

若必待疟发而服药调理，则既晚矣。

致知之功，无间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邪？

大抵原静所疑，前后虽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祟。

此根一去，则前后所疑，自将冰消雾释，有不待于问辨者矣。

来书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寻仲尼、颜子乐处。

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

否乎？

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

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

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恶得乐？

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

”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

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

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

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