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序传第三十二

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

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

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

且愿风留着，惟愁日炙燋。

可怜零落蕊，收取作香烧。

鸡声春晓上林中，一声惊落虾蟆宫。

二声唤破枕边梦，三声行人烟海红。

平旦慵将百雏语，蓬松锦绣当阳处。

愧君饮食长相呼，为君昼鸣下高树。

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

《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

”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于史体，然观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

案伯喈于朔方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

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

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

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

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

孝标持论谈理，诚为绝伦。

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

《山栖》一志，直是文章。

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

孝穆在齐，有志梁史，及还江左，书竟不成。

嗟乎！

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

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

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

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

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

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

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

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

此其大较也。

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

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

每西省虚职，东观儜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

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

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

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

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

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王，无由自陈。

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

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

岂拘于时乎？

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

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

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

何其益陋也？

”嗟乎！

拘时之患，其来尚矣。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

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

夏氏中微，国传寒浞。

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

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

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

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

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

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

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

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

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

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

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

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

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

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

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

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

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

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

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

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

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

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

虽古之锄麑义烈，何以加诸？

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

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

” 即其义也。

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

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

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

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

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詧所不该，理无足咎。

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

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