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论赞第九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

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

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

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

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迨华峤《后汉》，多同班氏。

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

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

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衒文彩。

后来所作，他皆若斯。

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

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

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

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

滥觞笔迹，容或可观。

累屋重架，无乃太甚。

譬夫方朔始为《客难》，续以《宾戏》、《解嘲》。

枚乘首唱《七发》，加以《七章》、《七辩》。

音辞虽异，旨趣皆同。

此乃读者所厌闻，老生之恒说也。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

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

左氏立传，显其区域。

科条一辨，彪炳可观。

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

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

邓、孙已下，遂蹑其踪。

史便中兴，于斯为盛。

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

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

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

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

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

案皇朝《晋书》例云：“凡天子庙号，唯书于卷末。

”依检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曰烈宗。

又案百药《齐书》例云：“人有本行字者，今并书其名。

”依检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旧，谓之仲密、明月。

此并非言之难，行之难也。

又《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

”窃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

二史之以后为传，虽云允惬，而解释非理，成其偶中。

所谓画蛇而加以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至于题目失据，褒贬多违，斯并散在诸篇，此可得而略矣。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

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

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

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

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曰志，何之元、刘璠曰典。

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

榷而论之，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

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

案吕、陆二氏，各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

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

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

若乃史传杂篇，区分类聚，随事立号，谅无恒规。

如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

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

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

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

而何氏《中兴》，易志为记，此则贵于革旧，未见其能取新。

夫战争方殷，雄雌未决，则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长。

必国史为传，宜别立科条。

至如陈、项诸雄，寄编汉籍。

董、袁群贼，附列《魏志》。

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

唯《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

顾后来作者，莫之遵效。

逮《新晋》，始以十六国主持，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

观夫旧史列传，题卷靡恒。

文少者则具出姓名，若司马相如、东方朔是也。

字烦者唯书姓氏，若毋将、盖、郑、诸葛传是也。

必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若二袁、四张、二公孙传是也。

如此标格，足为详审。

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

窃以《周易》六爻，义存象内。

《春秋》万国，事具《传》中。

读者研寻，篇中自晓，何必开帙解带，便令昭然满目也。

自兹已降，多师蔚宗。

魏收因之，则又甚矣。

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至如江东帝主，则云僣晋司马叡、岛夷刘裕。

河西酋长，则云私署凉州牧张寔、私署凉王李暠。

此皆篇中所具，又于卷首具列。

必如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僣西楚霸王项羽、伪宁朔王隗嚣。

自余陈涉、张步、刘璋、袁术，其位号皆一二具言，无所不尽者也。

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

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

苟忘彼大体，好兹小数，难与议夫“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者矣。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

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

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

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

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

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

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

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

《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

《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

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

表志所录，乃尽犠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

胶柱调瑟，不亦谬欤！

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

《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

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

一成其例，莫之敢移。

永言其理，可为叹息！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

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

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刊于《魏书》乎？

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

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

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

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

沈录金行，上羁刘主。

魏刊水运，下列高王。

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

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

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

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

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

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与魏氏而横加编载？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

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

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

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

如班《书？

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

降为后书，持续前史。

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

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

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盘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

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

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

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

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

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

陆士衡有云：“虽有爱而必捐。

”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

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唯萧子显近诸。

然必谓都无其累，则吾未之许也。

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

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

考其所记，多效《礼经》。

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

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

名目虽异，体统不殊。

亦犹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

于其编目，则有前曰《平准》，后云《食货》。

古号《河渠》，今称《沟洫》。

析《郊祀》为《宗庙》，分《礼乐》为《威仪》。

《悬象》出于《天文》，《郡国》生于《地理》。

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

但作者爱奇，耻于仍旧，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揆也。

若乃《五行》、《艺文》，班补子长之阙。

《百官》、《舆服》，谢拾孟坚之遗。

王隐后来，加以《瑞异》。

魏收晚进，弘以《释老》。

斯则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诸历代，不过一二者焉。

大抵志之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

其间则有妄入编次，虚张部帙，而积已久，不悟其非。

亦有事应可书，宜别标一题，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

今略陈其义，列于下云。

（以上《书志序》） 夫两曜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

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

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

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诸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

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

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

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

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

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

至如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坼，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若乃体分蒙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辄编之于策书，故曰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

其间唯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颇觉其非，不遵旧例。

凡所记录，多合事宜。

寸有所长，贤于班、马远矣。

（以上《天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备。

逮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

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

论其妄载，事等上篇。

《续汉》已还，祖述不暇。

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

且《汉书》之志天文、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

文字既少，披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

既而后来继述，其流日广。

天文则星占、月会、浑图、周髀之流，艺文则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箧，自成一家。

史臣所书，宜其辍简。

而近世有著《隋书》者，乃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

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但自史之立志，非复一门，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

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

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

必不能去，当变其体。

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

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

习兹楷则，庶免讥嫌。

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 于宋生得之矣。

（以上《艺文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

此理昭昭，不易诬也。

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

又语曰：“太岁在酉，乞浆得酒。

太岁在巳，贩妻鬻子。

”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鵩集贾生之舍。

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

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

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

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

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

门枢白发，元后之祥。

桂树黄雀，新都之识谶。

举夫一二，良有可称。

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宝皆迂阔。

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侯，螟螣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遂，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

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徵，昊穹垂谪，厥罚安在？

探赜索隐，其可略诸。

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

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只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

作者犹广之以《拾遣》，加之以《语录》。

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

则知其言所略。

盖亦多矣。

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失其事？

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

夏徵舒之构逆，当夫昭代。

楚严作霸，荆国始僣称王。

高宗谅阴，亳都实生桑谷。

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

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

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

移的就箭，曲取相谐。

掩耳盗钟，自云无觉。

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邪！

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鹙著青色，负蠜非中国之虫，鸲鹆为夷狄之鸟。

如斯诡妄，不可殚论。

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

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

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

言无准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哉！

自汉中兴已还，迄于宋、齐、其间司马彪、藏荣绪、沈约、萧子显相承载笔，竞志五行。

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

何者？

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凡所辩论，务守常途。

既动遵绳墨，故理绝河汉。

兼以古书从略，求徵应者难该。

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

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

然则天道辽远，裨灶焉知？

日蚀不常，文伯所对。

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扬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徵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

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

若乃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者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呜呼！

世之作者，其鉴之哉！

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

（以上《五行志》） 或以为天文、艺文，虽非《汉书》所宜取，而可广闻见，难为删削也。

对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书，自可触类而长，于何不录？

又有要于此者，今可得而言焉。

夫圆首方足，含灵受气，吉凶形于相貌，贵贱彰于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

四支六府，疴瘵所缠，苟详其孔穴，则砭灼无误，此养生之尤急也。

且身名并列，亲疏自明，岂可近昧形骸，而远求辰象！

既天文有志，何不为《人形志》乎？

茫茫九州，言语各异，大汉輶轩之使，译导而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

且事当炎运，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

既艺文有志，何不为《方言志》乎？

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

探孟轲之语，用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

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

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

深所未晓。

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

虽递补所阙，各自以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其最。

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

何者？

京邑翼翼，四方是则。

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

虎踞龙蹯，帝王表其尊极。

兼复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

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

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

且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

故齐府肇建，颂魏都以立宫。

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阙。

故知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

至如两汉之都咸、洛，晋、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齐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两都，此并规模宏远，名号非一。

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金石、草木、缟纻、丝枲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

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

观之者擅其博闻，学之者骋其多识。

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筇竹传节，蒟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

爰及魏、晋，迄于周、隋，咸迹遐迩来王，任土作贡。

异物归于计吏，奇名显于职方。

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

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

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

不议其先，籍谈取诮于姬后。

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

楚置三闾，实掌王族。

逮于晚叶，谱学尤烦。

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

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

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胄相承，子孙蕃衍。

及永嘉东渡，流寓扬、越。

代氏南迁，革夷从夏。

于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

华壤边民，虏汉相杂。

隋有天下，文轨大同。

江外、山东，人物殷凑。

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

郡正州都，世掌其任。

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盖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

如休文《宋籍》，广以《符瑞》。

伯起《魏篇》，加之《释老》。

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

惟此数条，粗加商略，得失利害，从可知矣。

庶乎后来作者，择其善而行之。

或问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编。

夫史之有志，多凭旧说，苟世无其录，则阙而不编，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

对曰：案帝王建国，本无恒所，作者记事，亦在相时。

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

于南则有宋《南徐州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

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

谱牒之作，盛于中古。

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

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格》。

盖氏族之事，尽在事矣。

自沉莹著《监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多，谅非一族。

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

《水经》加注，郦元编而不穷。

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

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

譬夫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

苟为鱼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哉？

（以上杂志）

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

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

”此其证欤？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

何者？

《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

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

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

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

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

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

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

何者？

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表。

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

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

又有甚于斯者。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

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

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

且其书上自庖犠，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剪截，何断而为限乎？

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

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

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

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