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上·徐爱录·门人徐爱录·十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

文中子，贤儒也。

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

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

拟经纯若为名。

”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

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

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

áo］于世也？

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

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

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

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书》《诗》《礼》《乐》《春秋》皆然。

《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

《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

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

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

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

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

所谓‘笔’者，笔其旧。

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

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

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

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

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

《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

’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

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

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

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

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

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

是长乱导奸也。

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此便是孔门家法。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

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

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

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

又况义、黄之世乎！

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

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

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

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

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

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

唯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

‘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

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

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

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

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

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

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

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

‘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

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

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

知致则意诚。

”